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7亿人口由农村迁入城市。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0%，城市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约8.5亿人，城市化率首次超过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仍然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预计2025-2030年之间，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左右——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70%、全球人口总量的1/8。我们今天不妨来看看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一篇报告。upward outward growth，上升型和外向型城市发展，499座城市的城市增长类型学。
在报告中，WRI进行了一项“全球扫描”，分析了人口超过 100万的499 个城市过去十年的城市的增长情况。在描绘出扩张轨迹后，并进行地理空间分析，总结这些城市增长的二维和三维特征。并且WRI对20余位城市专家进行了采访， 共同个讨论推动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的主要力量、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优先战略。一是稳定型（占32%），即向外扩张幅度可忽略，向上增高幅度小，如北美、南美、欧洲的城市；二是高速—水平扩张型（占11%），即向外扩张幅度大，向上增高幅度小，如印度、非洲的城市；三是稳定—垂直扩张型（占5%），即城市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向外扩张幅度可忽略，向上增高幅度中等，如日本大阪、法国巴黎等；四是新兴—非结构变化型（占46%），即初始城市发展水平低，向外扩张幅度中等，向上增高幅度非常小，这种形态见于全球各处；五是高速—垂直扩张型（占6%），即同时向外扩张和向上增高，如东亚、阿联酋的城市。
全球近半数大城市的增长形态属于“新兴—非结构变化型”，当前全球城市增长的主导形态是向“郊区而非摩天楼”的方向发展，即从城市中心向郊外扩展而非建设超高层建筑。因此，塑造未来城市增长形态的机会依然巨大。我们必须提前对城市进行规划设计，避免在城市完全建成后，再更改其空间形态或进行相关的人类行为。扭曲的土地市场 Distorted Urban Land Markets事实上，在全球新兴城市的土地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由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所主导的“投机性开发（speculative development）”行为。在制度不健全的体系下，部分群体是土地增值的受益者，但住房短缺与房价飙升让社会变得更为不平等。扩张地区服务能力不足 Deficient Core Services in Growing Areas简单来说，就是房子建好了，但是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等都没有跟上，生活质量无从谈起，并且城市运作效率大打折扣。脱节的非正式扩张Disjointed Informal Expansion这大多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区，当这些地方的产权不明确或不正规时，可能会滋生法律的灰色地带，为城市发展带来隐患。自从基多会议（Quito Conference）召开以来，城市发展核心始终聚焦在“迈向更加平等的城市建设”，弥合经济、社会和环境公平、城市正义等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促进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只有更加公正，更加包容的城市，才能激发城市居民最大的潜能，为城市带来繁荣。针对这三大挑战，WRI提出了以下三大策略，我们详细来看看：
策略1：利用政策法规与激励措施抑制投机行为，促进公平。具体包括规定土地持有期限，对闲置土地征税等，以减少投机行为。比如政府会出台跟企业的对赌协议，规定投资额与纳税额，如果达不到标准，那就进行相应的补偿。除激励措施外，还应对地产开发行为进行适当监管，对闲置土地和多余住房征收附加税，从而使土地市场更有效地运作，有助于限制投机性需求及其造成的供需紧张。城市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公共政策支持也应当同时具备较为完善的城市土地使用计划和资金支持体系。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下，城市居民总量也不断增加，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口尚未被高质量城市服务覆盖。2019年，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占城市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对城市经济繁荣贡献巨大，但仍有人在获取包括住房、卫生和用水、公共交通、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等城市服务方面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阻碍。城市运营需要大量资本，需要多方合作，多方利益主体的协调与配合。一个例子来自于韩国，韩国40%的城市土地配置方法是以“共建、共治、共享、共获益”为框架建立起来的。韩国政府会在城市发展初期就作出大约37%的预留土地用于城市道路与公共设施建设，虽然会有房地产投机行为，但当地政府会用税收来进行二次分配，积累了下一轮城市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建设资金。这一政策的推行不仅使城市在发展初期就做到公共用地的预留，减少后期在开发过程中的不必要冲突，还能在中后期平衡好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实现城市发展的共赢，2000年，该政策正式被纳入到韩国首尔的《城市发展法》中。苏克图·梅赫塔（Suketu Mehta）指出，建设一个大都市，一个真正的城市，不是要接纳任何人，而是不排斥所有人。我们需要促成不同阶层与身份地位的城市居民都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并将这种群体多样性转化为城市的宝贵资产，促成“共建、共治、共享”包容性城市。不少非正式居住区中的人群始终生活在一个灰色空间中，无法获得诸如水、电力、卫生设施等城市基础性服务。其实，但在某些新兴城市是一大问题。这一策略的本质是探索，一种双赢甚至是共赢的局面。城市发展在本质上不应排斥这部分群体，而是应当整合现有非正式聚居区，集中化管理、集中化提供服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对于我国来说，下一个阶段城市的增长被确定为更高质量的增长。去年4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包括GDP目标，而是将“以人为本的公正转型”作为城市下一阶段发展战略的核心。点击图片，查看纲要及全文↑
户籍制度、贫富差距、学区优劣等等，这些城市公共服务壁垒都是包容发展的巨大障碍。疫情还放大了障碍的尺度，让包容发展理念越发重要。“十四五”规划对中国正在深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更新要求。除个别特大城市外，全面放宽户籍限制，取消城市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户籍限制，放宽城市常住人口300 ~ 500万以下I型大城市户籍条件。人口更自由地流动将带来更大的机会。为了服务新进人口，在政策端，“十四五”要求地方调整社会保障力度，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可达性”，吸引更多的教育与医疗资源，真正落实包容宜居。“15分钟生活圈”是城市规划中的一个热门概念，指的是在15分钟步行范围能满足至少90%的生活需要，解决吃饭、购物、娱乐、学习、医疗、工作。“15分钟生活圈”，就像一个一个细胞一样，在城市中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网状网络，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也可以大大提高人口密度，为圈内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的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交通旅行。“15分钟社区生活圈”作为“上海2035”总体规划重要概念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人和14岁以下的青少年已经构成了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二。而目前城市设计总是围绕着汽车，房子和经济去进行规划，而非围绕着环境，健康以及生活质量。一份来自Arup的报告列出了城市儿童所面临的五大挑战：交通和污染，高层住宅和城市扩张，犯罪，社会恐惧和风险规避；孤立和低包容度；不平等和不恰当的城市进入途径。如何为老年人、儿童设计更具包容性的城市，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当规划将一个学校与体育公园安排在一起，那么体育馆和其他设施得以更加集中地共享和使用；如果将与学校与儿童保健服务机构安排在一起，可以让社区实现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成果等等。
GEP核算体系有效弥补了GDP核算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将无价的生态系统各类功能“有价化”来核算“生态账”，让人们更加直观地认识生态系统的价值。通俗地说，就是评估绿水青山的价值，衡量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和绩效。“十四五”要求各级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在转型过程中增加绿色就业机会，切实保障传统碳密集行业劳动者的权益。2018年建筑行业的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51.3%。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高额碳排放，建筑政策已经从支持开发“低能耗建筑”转变为“近零建筑”和“净零建筑”。相关规定还要求几乎零能源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在10%以上，这将进一步减少建筑业排放，节省60%以上的建筑能源消耗，为居民带来更清洁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环境。而现有的能源创新技术、循环经济、建造创新、智能城市早已为之铺垫好，未来可期。一份由落基山研究所发布的《零碳城市手册》更是为诸多有着零碳目标的城市提供了可参考路径，22条减排行动、5大减排关键部门、50多个城市案例，或许能让您一次性学习全球各城市学习的先进经验。
下载《零碳城市手册》，请后台回复“零碳”，获取下载链接。
交通系统给中国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交通行业能耗高，另一方面，交通堵塞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使城市实现以交通为中心的发展，对于减少城市排放、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公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正在加强对以交通为主(TOD)的发展的支持，支持领域涵盖公共交通规划建设、公共和私人融资、城市功能用地等。对可持续交通系统的投资将使所有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享有更加无障碍、方便和安全的城市。公私合作模式可以利用更多的投资，围绕新的交通枢纽发展商业圈、办公区和住宅区。其实，从强调GDP的增长，到强调以人为本的增长，是我们在21世纪继续前进的方向。
20世纪的经济狂欢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但我们可不可以不增长？我们可不可以从增长（Grow）变成繁荣（Thrive），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过度开发地球资源的前提下，满足每一个人有尊严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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